金庸小说评析之

——妓院哲学

 

皇天在上，后土在下，我这一生一世便是上刀山，下油锅，千刀万剐，满门抄斩，大逆不道，十恶不赦，男盗女娼，绝子绝孙，天打雷劈，满身生上一千零一个疔疮，我也非娶你不可。

                                                        ——《鹿鼎记》第二十三回

 

韦小宝这个人千不好万不好，但是有一条是值得我们学习的，那就是——对美好事物有顽强的进取心。

 

上面那段话，是韦小宝在阿珂面前发下的毒誓，这个毒誓看上去似乎有几分胡闹的味道，但是韦小宝确实是对阿珂绞尽脑汁，穷追不舍。

 

韦小宝对阿珂的执迷，就象《天龙八部》中段誉对王语嫣的不能自拔。区别在于，段誉对王语嫣是爱其神韵的，而韦小宝对阿珂主要是贪其女色，韦小宝对于美色具有天生的免感和倾心，这与他出生与妓院是有关的。

 

在金庸《鹿鼎记》中，她心中所爱慕的是台湾郑王府英俊潇洒的三公子，哪里会看上韦小宝这个猥亵无赖的的“三寸树皮丁”。按常规说，韦小宝是一点希望也没有。

 

但是韦小宝偏偏具有鲁迅所说的那种“纠缠如毒蛇，执著如怨鬼”的坚忍不拔的精神，他坦白的表明自己的心迹，利用一切机会来达到目的。虽然经常是不择手段。令人不耻亦鄙，但事实却是他成功了，这不仅令我们深思为什么那些正人君子、英雄才子往往在爱情上、在事业上不能成功？为什么韦小宝一举娶了七个如话似叶的夫人？为什么那些流氓无赖一统天下、称孤寡道？金庸这只笔，未必真是在赞扬韦小宝，而是在探讨一种“正人君子”所缺乏的东西。《书剑恩仇录》中的第一英雄陈家洛失去了霍青桐、失去了客丝丽，该爱的不敢爱，能争取的不争取。难道我们民族的那点锐气、那点朝气、那点血气，已经仅仅存在与市井之间吗？

 

礼失而求诸野，让我们从韦小宝的毒誓中获得一些启迪。

 

做人，有一些决断，活着，有一些担待。

大学人文精神的信仰渊源

 [摘要]：12世纪大学诞生于基督教团体，这一历史事件包含有现代性精神演进的重要一环,它标志着基督教关于人生终极意义信仰教化功能的现代迁移与转化。精神教化与知识传授一统于大学，为现代社会奠定了知识与意义(significance)统一的教育机制。大学作为创新科学原理与守护精神价值的策源地，特别以造就人格化的知识分子为核心。知识分子执着于科学原理与道义根据渊源于大学的终极信仰传统，在去魅化（disenchantment）的现代社会，它被称作人文精神。19世纪兴起的精神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en）亦即人文科学与13世纪以神学为对立面的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旨趣迥异，其对立面乃是服务于工商资本的科技主义。大学的人文学科及其人文素质教育，在所培养的主体认知、意志与情感素质中，最高亦即最深层的素质乃是对真善美终极价值尺度的执着向往，大学人文精神从而成为对古典信仰教化的现代性转化与承担。

一、近现代意义的大学，自12世纪初诞生至今，甩开诸多外在形态改变，就其最为根本的精神宗旨所规定的大势而言，可以区分为两大演变阶段：以19世纪德国柏林大学建立为标志，此前的大学基本以基督教神学修道院为原型而向世俗化方向演变，此后的大学则愈渐定位于民族国家精神文化与科技所需求的教育并科研。

这一转变更具体的情况是：中古大学不仅脱胎于基督教会，而且不管如何趋于世俗化，一个国际性的基督教团体、特别是一个普世的基督教精神世界，始终是大学的实质性依托。文艺复兴发展起来的世俗化迄至18世纪也未能提供一种取代基督教世界的依托体。这一情况随着法国大革命所产生的近现代民族国家及其民族主义观念而根本转变。民族国家及其民族主义观念终于成为迄今现代人类社会最为坚硬的统一体单位。正是承续赫尔德（J.G.von Herder）的“文化民族主义”（Cultural Nationalism），在普法战争惨败时刻，德国的现代民族国家自我意识被有力激发，它不仅体现为费希特（J.G.Fichte）著名的《告日耳曼国民书》（1806），而且推动了洪堡（W.von Humboldt）上书申请创办柏林大学（1809）。

柏林大学的成立，与汲取战败教训、强盛德意志民族国家的背景密切相关。柏林大学为此后的大学开创了一个深远的转变方向，那就是，将科学研究视为与大学传统教学并重的职能。这一方向固然可激活教学传统而成为现代大学重要的特性，但以研究为方向却成为大学服务于民族国家建设、特别是转化为商业经济的纽带。这一纽带对于大学具有双重意义：它既是大学回应社会以激发活力的途径，又包含有使大学隶属于现代化技术进程，从而丧失大学本已的现代性批判位置的危险。海德格尔（M.Heidegger）后来从后一角度反思了它更为深远的危害：

“一种以研究所方式活动的历史学或考古学的研究，本质上比它自己的还处于单纯博学中的人文科学院系里的学科，更接近于相应地建立起来的物理学研究。所以，科学的现代的企业活动特性的决定性展开也造就了另一类人。学者消失了。他被不断从事研究活动的研究者取而代之了。是研究活动，而不是培养广博学识，给他的工作以新鲜空气。……

研究者必然自发地涌向根本意义上的技术人员的本质形态的范围中。……除此之外，还有某些时间和某些地方，能够保持着变得越来越淡薄和空洞的学究和大学的罗曼蒂克。但是，大学的有效的统一特性，以及大学的现实性，却不在于科学的原始统一过程所具有的某种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力量发源于大学，因为它得到大学的培育，并且在大学中得到了保存。”[1]

海德格尔在此反思中把作为现代化及现代性思维典范的科学归源于大学。但是，大学这种涵摄并超越现代性的本源地位又起源于何处呢？

这是有关大学本质的根本问题。与现代关于大学（高等教育）经费来源、毕业生就业去向等亟迫重大而具体应对性的现实问题相比，关于大学本质的超迈反思形成了另一类型的“高等教育研究”。值得注意的是，此类思考兴起于人文科学现代建构的19世纪，这同时是从思想观念到社会运动（以社会主义为代表）空前激烈地批判现代化––––现代性的时期。关于大学本性的思考成为现代性批判与人文科学现代建构重要的组成部分。

这一关于大学本性的现代性反思不断强调的关键词有：渊源于柏拉图的“理念”（idea）及其近现代演化概念“理想”（idea）、“精神”（德文“Geist”）、“人文学科”与“人文精神”（人文主义）。围绕这些关键词产生了“大学”思想的一系列著作：英国纽曼（J.H.C.Newman）大主教《大学理念》（The Idea of a University, 1852）美国佛雷克斯纳(A·Flexner)《大学》(Universities,1930)、德国雅斯陌斯(K.Jaspers)《大学理念》 (The Idea of the University,1946)、美国克尔(C.Kerr)《大学功能》(The Uses of the University,1963)、德国哈贝玛斯（J.Habermas）《大学理念》(1986)、美国彼里坎(J.Pelikan)、《大学理念：一个回顾》(The Idea of the University: A Reexamination,1992)……。在中国，蔡元培在《中国现代大学观念及教育趋向》（1925）、《大学教育》（1930）中所阐发的“大学理念”及其北京大学范型，即使历经近一个世纪的沧桑巨变，依然在当代中国思想界的大学思考中享有经典原型地位。[2]而以解构主义名世的法国著名当代哲学家德里达(J.Derrida)关于大学理念的执着思考（从1983年在美国的“大学在今天是否有‘存在之理’？”专题讲演，到2001年在中国复旦大学接受名誉博士时的讲演“关于‘无条件’的大学”）则表明，大学理念已成为抗衡现代拜金主义与技术主义的重要基石，这是一个即使在后现代消解主义时代也无法消解的理念。

“理念”（idea），这个希腊理性哲学所信仰坚执的真善美的故乡观念，在启蒙之后已转化为人文精神的“理想”观念，关于大学的思考，为什么总要与其相连，并透出一种神圣的信仰意味呢？

二、有必要从区别于历史编纂学与实证社会学的人文信仰发生学角度重新审视大学的诞生。

大学12世纪初诞生于欧洲。[3]与此相关的背景因素有以下几项：

1、十字军运动与东西方文化交流：

十字军东征带回的东方文化、特别是阿拉伯文献所保存的古希腊罗马文化，不仅为后来的文艺复兴提供了条件，而且推动与提高了专业学术（特别是亚理士多德研究、罗马法学、医学）研究。这是中古神学转变为近代学术与科学的一大契机。

2、近代城市的形成：

这里尤其须要注意的是，城市，如文化人类学研究所发现的，不能仅仅外在地归因于人类直接觅食藏身与工商贸易的聚合结果，而同时还是起源于祭祀地点的固定化、以及“精神世界”（innerness）保存寄托的需要。[4]城市特有的向心力，不只是由于它意味着财富、生存机遇与享受，而且更深刻地是因其所象征与代表的文明、文化的精神中心。奥古斯丁《上帝之城》（ De Civitate Dei）对罗马所代表的世俗城市的否弃，可视为对城市精神灵魂的极端强调。但即使上帝之城“不属这世界”（《新约·约翰福音》18：36），人类向上帝之城迈进之途，却也不仅处于历史性时间中，也得落脚在空间中。

因此，一个在世间又超世间的精神（文化）空间不仅成为追寻意义的世人个体减除孤独与抚慰的需要，而且成为人类提升世俗生存走向至善世界的共同体基础。这一精神空间实体曾经是教会。但大学诞生之前的10世纪，基督教会已严重地蜕化为最有权势的世俗团体。对于基督教及其教会而言，政教合一使其代表精神世界并引领世俗社会的能力受到严重伤害；对于世俗社会而言，王权及新兴资产主义工商业却不只需要从一个世俗权势化的政教合一信仰体压迫中获得挣脱解放（由此而指向后来的文艺复兴世俗化），而且也需要一种新的有意义的精神信仰空间（由此而指向后来的新教改革）。

近代城市在工场制作与商贸市场将人群聚集之后已经形成，但城市及其开始现代化的社会，需要为自己寻找一种适合于近现代专业技术与商贸社会的新的精神信仰空间，它同时也是以城市为中心的现代社会的灵魂。

3、修道院与经院哲学：

修道院始终是基督教信仰的纯洁基地。如基佐（F.P.G.Guizot）所强调的，修道院即使在基督教会声名狼藉的时代也在社会心目中享有神圣的地位：“在蛮族人的想象中，世俗教士、主教或一般的教士都是十分普通的人，因为他们常常看到他们、虐待他们、甚至抢劫他们。可是袭击一座修道院则是一件严重得多的事，那边有那么多的圣徒集结在一处圣地上。在野蛮时代修道院是教会的避难所，正像教堂是俗人的避难所一样。”[5]从5世纪到12世纪，一方面基督教会愈渐世俗中心化，另一方面自6世纪圣·本尼狄克特（Benedikt·von Aniane）建立其修道会开始，基督教信仰通过远离世俗幸福的修道院生活磨炼，维护着自己的历史使命。修道院成为基督教信仰真正的精神空间。

从6世纪开始，修道院开始办学校，到了9世纪，修道院办学已蔚然成风。修道院学校不仅招收院内学生（Oblati），而且招收俗界走读生（externi）。就其直接目标而言，修道院办学校是为着培养修士。但从基督教整体在中世纪的状况来看，修道院作为维护基督教信仰的团体聚集，此种扩张性的办学教育，正属于基督教信仰在政教合一困境下的精神空间开拓或突围。这一开拓与突围后果深远地使基督教信仰将重心移向教育。

修道院学校以古典人文学科的“七艺”为内容，由此而指向后来的文艺复兴。“七艺”（特别是辩证法）用于基督教神学，而发展起经院哲学。经院哲学使信仰与理性结合，神学的学术性获得深化与精致化，由此而作为学术规范传统与学术观念态度风气塑造了大学的灵魂。

经院哲学传递给后来大学的学术观念，其中最为珍贵的一个核心乃是对学术的信仰态度。与现代基于个人立场的论争不同，经院哲学特有的基督教信仰大前提，使之更鲜明地体现着学术传统的一个基本态度：学术论辩不是个人之争，而是互以对方的对立所构成的认识论差异为条件，在相互诘难中共同趋近真理的活动。因而，真理不是现代人辩论文化观念所以为的胜者占有的对象，而是论辩双方共同努力接近的信仰目标。真理在经院哲学中所享有的基督教信仰地位，使学术成为超出任何特定个人意志的信仰性对象。这就是后来大学中学术享有至高无上尊严的渊源。

4、行会与近代社会功能分化：

社会功能的分化及其在社会功能分化意义上相应的社会阶层的分化，是现代性（modernity）基本特性之一。社会功能范畴因此属于近现代，它表征着社会作为有机体系统的现代化方向。它在两个基本点上不同于非现代社会：1）它基于社会有机体功能分化（分工），而非基于世袭与战争暴力所形成的权力财富多寡来确定社会阶层。在此意义下的商人、工人、知识分子与官僚不同于前现代社会的奴隶与奴隶主。同时，这一着眼于社会系统正当分工的社会职能性阶层也不同于现代社会基于经济政治利益格局的阶级（如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后者拥有自己的意识形态观念。2）它是分化性而非未分化性的。古代的君主统治与中世纪的政教合一则是未分化性的。

注意到上述区分，我们就会对中世纪的行业公会（Universitas）有更多角度的认识。拉丁文Universitas指由一些有知识和技艺的人组成的传授知识技艺的联合体。行会的社团涵义后来由中古英语的gild和古斯堪的那维亚语的gildi混合成的英语guild(基尔特)主要来承担。古代行会发展至中世纪Universitas，有这样一些特性：1）其职业团体性质与近代开端的社会职能分化具有重要的吻合对应性；2）职业行会构成近代城市社会结构的基础[6]；3）尽管组成行会的动机与直接的生存利益密切相关，但行会所凝聚强化的近代社会职业意识及其职业文化，却超越了特定阶层的利益格局。其中特别侧重的是本行职业的传授与教育。但这种教育却超越了具体行业技术的传授。对各行业普遍需要的知识（当时是法学）、人文学科基础教育与神学信仰，使Universitas转化为Universitates(大学)，这就是今日英语的University(大学)。“Universitates”最初称为“Studium generale”，意即“来自各方的人一起参与学习”，它表明一个超行会的社会公共教育机构的产生。这恰是前述近现代社会职能分化中的定位，由于Universitas的信仰团契本义（由unum“向一个东西”versito“定方向”两词合成），它特别满足了以城市为中心的现代社会对精神信仰空间的重建需要。

因此，大学一方面同渔贩、商行等行会一样是一种特定的行会团体：一群教育职业者的行会。这一大学行会由教师与学生共同组成，他们有着自己本行的条件要求与协作利益，例如游学四方的学生在各地大学可获得的食宿与听课权利，教师职衔待遇的保障协定等等。就这些利益内容而言，大学与渔贩商业行会并无特别不同之处。

但是，大学这一职业行会的职业内容及其性质却超越了包括大学师生在内的社会各个职业行会的特定利益格局与立场。大学承担了文化贮存、文化传播和交流，以及文化创造和发展的专门功能。其中，尤其是作为各行业经营活动的涵义（meaning）所具有的终极价值与意义（Significance），[7]它不能够依据各行业直接的涵义（meanig）自身来确定，而相反地只有在起源于巫师巫术到文明时代的宗教与哲学中才获得专题对待。[8]如前所述，中世纪政教合一使基督教教会沦陷于世俗涵义（meaning）中已无力研究意义（significance）境界，于是经由修道院中介，这一承担社会终极价值意义（significance）保存与教化的功能便历史性地传递给了大学。一个重要的演变是：教化与知识相结合而成为教育。

如同巫师身兼神使·与人类代言人双重身份而不能拥有私人身份及利益一样，[9]大学行业也具有了社会最高代表的特殊意义。所谓社会最高代表，在此并非指行政实体的首长，而是指大学行业人士更应超越自身特定利益立场、甚至超越特定阶级、政党与王国、民族利益，从更高的人类社会整体与终极价值意义角度思考行事。处于这一位置上的人，远古时即巫师，至中古时仍是教士，但在近代社会开始的11世纪，它被一批大学人士所取代，这一社会职能的承担者被称作“知识分子”。[10]

Universitates及其知识分子因而在各行业公会中享有了特殊的地位。拉丁文“un-ns”从此指称着卓越崇高者。

只有从上述深层精神结构与社会职能角度，我们才会更深刻地理解大学在中世纪社会中的特殊地位：

1）大学脱胎于基督教（修道院、教会）团体并长期作为宗教性教育与研究机构存在。大学除直接脱胎于修道院外，还来自接受捐赠基金的济贫院，而“在以捐款为一种虔敬行为的时代，它赋予有关机构以一种宗教的性质。在这种情况下，它引导建立的不是像现代为师生们建立的世俗的寄宿宿舍，而实际上是建立仅仅和其他大学教堂(Collegiate church)不同的大学教堂，是建立兼顾祈祷的研修，而非兼顾研修的祈祷。”[11]因此，初期的大学实际是适应即将来临的人文世俗时代的修道院衍变体。牛津大学默登学院（Morton College）著名的默登法规作为此后欧洲大学基金会的经典文本，浓郁的修道院气息宛然可见：“在这个称为默登学者之家中，将永远有一些学者潜心于学问，并且必须把全部学习时间用于学习人文学科、哲学、教会法或神学，直到照院长和同事们的意志转而学习神学。但其中四、五个人将按照上级的规定允许学习教会法；如有方便，还可听听民法课。”[12]

因而，大学“首先是个宗教组织。虽然它的成员很久以来就不全都属于一个教团，虽然它的队伍里纯世俗教徒的数目越来越多，大学的成员仍全部被当作教士看待，接受教会的管辖，并且更要受罗马教廷领导。它们是在宗教世俗化的运动中出现的，从属于教会，尽管它试图在组织上脱离教会。”[13]大学创办人即该城市的主教，校长由大教堂司法官兼任，教师即牧师，学生是教士或在一定程度上被定向为未来的教士。[14]更准确地讲，大学是宗教世俗化运动中的一种迁移衍变体，它乃是世俗化时代的世俗大教堂或一种“知识教会”。

2）大学的国际性。尽管中世纪行会组织追求的一个方向是跨地域的普遍联系与认同，但只有大学才真正达到了最为普遍的国际性联系。大学教师的讲授与大学学生的听课是跨国界的。大学的国际性直接依托基督教世界的教会组织。但大学普遍性的一体关联与高度认同，更深层依托的是基督教信仰亦即精神世界的普世性。这深刻标志着大学行会的精神共契性质。

3）大学高度自治的独立性。大学高度自治的独立性是大学引人注目的一个特性。大学的这种自治独立地位，起初是依凭基督教会在中世纪的特殊地位而来。大学与市民、与各种行会、与王权的冲突摩擦，均以享有修道院式的种种豁免权而未受制裁。大学这种自治独立性的更高发展，则是在与教会组织（包括修士会）的磨擦矛盾中逐步摆脱教会控制，而终于成为王权、教会与各种世俗势力不得侵犯的神圣领土。质而言之，大学是世俗化时代一个神圣的独立王国。大学这种自治独立地位，不能仅仅外在地视为大学自身争取的历史性结果––––恰恰相反，透过大学与世俗社会各种冲突的解决方案，不难看出，大学这种自治独立地位，毋宁说是整个社会出于对大学某种近乎一致的尊敬态度而照顾让步的产物。教会、王室、世俗行会与市民，对大学潜意识地怀着某种新时代精神信仰的期待与信靠。由此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基督教创办大学，不能仅仅看作一桩历史事实，而同时是一个精神信仰演进的逻辑环节：在文艺复兴与现代历史行将来临的前夕，基督教将精神信仰教化从宗教形态转化为大学人文精神，这是一个意义深远的现代性(modernity)开端。大学从此不仅在基督教与政权分离的近代意义上，而且在独立于政治、经济与大众媒体的现代意义上成为政教分离的现代文明的一个致动因。诞生于基督教世俗化的近现代开端的大学，不仅从基督教那里承接了至高无上的意义阐释权利与教化资格，而且也从新兴的世俗人文意义那里获得了同样的委托。巴黎大学重要的先驱活动人物阿伯拉尔(Abalard, Patrus)，作为修道院经院哲学家、教士兼文艺复兴人物先驱形象的人文主义者，其复杂综合的活动，正是大学的个人缩影。

如果我们接受韦伯关于现代信仰私人化与小圈子化的判断，那我们便可以这样说：大学就正是现代社会信仰域的“小圈子”，或者说，大学是世俗化时代的信仰团契。这一结论使我们再度回到了作为大学母体的修道院定位。由此是否可以引伸出一个更加骇世的结论——大学是知识分子的“教会”？

三

确如韦伯（M.Weber）著名的概括：现代社会已不再是神性信仰的时代，世界除魅（disenchantment of the world）化了。与此相应的是以科技与工商为代表的理性化。这样便又返回到本文开始的话题：启蒙运动以降，科技工商主义及其引发的现代化（外在的客观世界）与现代性（内在的心性精神世界）危机，均在深层需要上要求重建规范与引导科技理性的终极信仰。这信仰在19世纪以迥然别异于文艺复兴世俗化人文主义的新人文主义––––人文精神形态出现。它一方面同经过启蒙理性批判洗礼的宗教精神联系，一方面又以现代理性的人文科学与现代复兴的古典人文学科为学术教育基地。这两方面都与大学相关。以柏林大学为代表的现代大学自此将中古大学的基督教神学信仰转变为人文精神信仰。人文精神与人文教育成为现代大学引人注目的话语。这也就是“大学理念”的基本涵义。这人文精神所针对的不再是文艺复兴时代的宗教神学，而是现代科技工商主义。宗教神学恰如同启蒙理性大师康德第四批判（《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所象征定位的，它已转化为现代性伦理价值本体的功能性资源。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大学与中古大学是一脉相承的。

这就是北京大学百年校庆(1998)时，哈佛大学校长尼尔·陆登庭(Neil L.Rudenstine)首先以人文学科教育在大学基础理论研究与基础教育中的核心地位展开讲题的时代背景。[15]